拼多多 23 岁员工加班后猝死，打工人难逃「过劳时代」

凌晨 1 点，一名 23 岁的拼多多女员工在朋友圈分享了网易云音乐的年度歌单，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

半小时后，她倒在了下班路上，生命戛然而止。

几天后一个早晨，拼多多在知乎发布的一条帖子炸崩了无数正在挤地铁的打工人的心态，也让自己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随后拼多多与知乎、网友们展开的「辟谣」和「反辟谣」，让这起事件拥有了互联网时代话题出圈最猛烈的催化剂——反转。

事情发酵到现在，大众的愤怒情绪，主要集中在拼多多急于翻篇的态度和试图甩锅「临时工」等公关层面等的操作，可本文无意再去讨论「罗生门」般的几个声明。

更引人深思的是，从马云的「996 福报」、到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再到拼多多猝死的员工、互联网大厂似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血汗工厂」新的代名词。

我们似乎也步入了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 15 年前描绘的那个「过劳时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让人们难逃过度劳累的宿命。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个人生活却越来越贫乏。

拼多多「辟谣」失败，不只是一场公关危机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面拼多多多员工猝死与加班有直接关联 ，但拼多多声明中的语焉不详还是不禁让大众浮想联翩。

为什么拼多多要急于撇清自己没发过那条帖子，或者极力解释帖子的内容并不是自己的本意，就像互联网观察家阑夕所说，这个事实至关重要，它涉及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过去十年，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草莽期，「算法没有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很多产品的价值观，狼性文化是很多企业的信条。

在这个阶段，只要能满足用户需求，用户对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暂时忽略的。比如李彦宏曾提到「中国消费者用隐私换便利」，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句大实话。

可随着互联网服务与人们的生活深度绑定，难以分割，用户对科技互联网公司也许不会再那么包容，社会也会要求这些吃下早期红利的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

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提出了一个观点，科技互联网公司正在从过去只需取悦用户的「双边关系」，转而开始面对更加复杂的「多边关系」，必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整个价值链、对社会，甚至是社会上每个个体来说，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无论是猝死在加班岗位的互联网员工，还是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背后涉及的已经不再只是用户和产品，而是更加广泛的社会问题。

▲  图片来自：Caixin Global

当一个服务平台需要同时兼顾效率、可持续、和社会责任感，这往往就会衍生出无法单靠算法优化来解决的系统性难题，这也是为什么说「科技向善」也是一种产品能力。

而在互联网公司大厂被视为新一代「血汗工厂」背后，同样也是这种系统性难题的体现。

过劳时代，打工人难逃的「慢性病」

一个年轻生命在加班后猝死，以及「用命换钱」的言论，即便在人们对 996 逐渐麻木的当下，也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这也并非一个孤例，在一些职场论坛也不时能看到大厂员工发出「赚几年就走」的留言，这在互联网公司找中已经不算是新闻。《每日人物》一篇文章记录了一位阿里前员工的经历：

在的不足 10 人的团队里，一半的人在加班中倒下过：有同事加班到恶心呕吐，有同事加班得没时间吃饭得了胃溃疡，还有身体不好的同事加班一阵子后直接进了手术室……

这些绝不是互联网公司特有的问题，就在 2020 年的最后几天，既有好几位机长相继猝死，当中就有南航被称为「最美机长」的贺中平，只不过没引起舆论太多关注。

而拼多多 23 岁员工猝死的悲剧，也不免让人想起日本电通一个 24 岁员工高桥茉莉，因为无法忍受工作重压，在 2015 年平安夜选择以自杀结束自己生命。

在去世前的一个月，高桥茉莉加班超过 105 小时，她曾在凌晨三点在社交媒体上感叹：

人生真的是搞不清，到底是为了工作而活，还是为了活着而工作。

这起事件也直接导致时任电通社长山本敏博引咎辞职，高桥茉莉的母亲则表示，希望女儿的死能够带来一场有关工作环境的改革，但事实证明一个打工人以生命为代价也难以改变什么。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日本一衣带水的对岸，加班文化已经盛行到近乎病态的地步，创业偶像们用一本正经地将 996 合理化：

今天中国 BAT 这些公司能够 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有些地方工作更轻松，但没人能靠每周工作 40 小时就改变世界。

辛苦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这一切都在印证着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书中的描述，人们失去了理智，讨论着「能否 24 小时战斗」的话题，「过劳」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2019 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过劳」纳入了最新修订版《国际疾病分类》，正式承认它是一种慢性病，这种疾病主要三个的特征：

• 感觉精疲力竭；
• 与工作的 “精神距离” 越来越大，对工作感到倦怠或愤愤不平；
• 专业效率降低。

按照这个标准，这可能是世界患者数量最多的一种慢性病，据统计中国有近三成人都曾处于过劳死的边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布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劳动者超时劳动率高达 42.2%，今天这个数字恐怕有增无减。

既然是慢性病，意味很可能久治不愈，患者要长期与之相伴，这便是这个过劳时代的特征。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却难以找到特效药。就连推动日本过劳死立法的森冈孝二，最终也难逃「过劳死」的宿命。

难怪有人调侃，给加班员工准备速效救心丸，可能是现在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边享受 24 小时的便利，一边困在 996 的系统里

为什么非得 996 ？这是直击打工人的灵魂一问。

森冈孝二认为，过劳时代的出现，高度资本主义是重要的推手。这里并不是只是指资本家对员工的「压榨」，其中信息资本主义和消费资本主义才是更重要的驱动力，它们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法方面。

过去十年，移动互联网和便携式数码设备的普及，模糊了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即便是疫情期间，公司也能当天将办公电脑快递到你大山深处的家。

消费主义的盛况已经无需赘言，花呗借呗可以满足你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也反过来推动人们更拼命地工作。

正如我们之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当我们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无法满足需求，用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换取更多利益也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服务的普及，让我们拥有 24 小时唾手可得的便利，外卖晚几分钟我们可能都已经无法接受，但这并非没有代价，背后是无数人的 996，维持着快速运转的系统。

这造就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情况。一方面我们享受着古代帝王都无法企及的物质生活，一方面我们个人生活空间不到被挤占，困在 996 的系统里。

当认同 996 的人越来越多，被裹挟其中往往在所难免，那些将「996 合理化」的理由就成了自我安慰的催眠药，一位自称是拼多多猝死员工前同事的知乎网友就表示：

中国人太多，永远有无数个能取代你的人。你不肯 996，欢天喜地要求 007 还不要加班费的大有人在。

就像你本来不想当奴隶，但有一百多个想当奴隶的对你艳羡不已，随时想要取代你，时时刻刻对你的奴隶身份虎视眈眈……是不是就觉得手上的镣铐比蒂凡尼限量版还闪闪发亮了？

曾为《过劳时代》的中文版作序的杨河清表示，在人均资源相对不多的中国，轻度过劳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过他也指出不应该无限度地加班，因为这会将企业的成本转嫁给社会，给社会带来负效应。有学者称之为的「利润企业化，成本社会化」，外卖行业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源自于此。

作为一个科技媒体工作者，我实在无法为这样的社会难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也无力改变病态的 996 ，只是希望老板们不要再把 996 的动机说的那么有理有据，给予每个打工人最基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