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水凝聚的苹果工厂

TNW 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苹果更新了网站上的 “劳工与人权” 页面，详述其在制约供应商（比如富士康）要求劳务人员超长时间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供应商的劳工生存环境一直是个令苹果难堪的问题。一方面苹果带领着自己的雇员频频刷新收入数据，2011 年其总利润均摊到每个员工身上为 40 万美元，凌驾于高盛、埃森克美孚与 Google 之上；另一方面它的上游供应商却频频曝出 “血汗工厂” 的灰暗面。去年的跳楼事件一波未平，9 月 23 日太原富士康又出现员工大规模骚乱，导致 10 余人死亡。作为世界上价值最高的企业，苹果不仅要对自己的员工负责，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出现的任何问题他们都必须记在自己头上。然而，如果深究根本，社会责任感并不是苹果应该负责的唯一依据。

去年二月，奥巴马出席了一场为硅谷大佬准备的晚宴。席间奥巴马向乔布斯提出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怎样才能让你们把 iPhone 放在美国本土生产呢？” 乔布斯没有解释任何的原因，简单地回复到，“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制造业的发达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廉价的劳工成本。这几年来，中国沿海的劳工成本上升迫使许多跨国厂商将工厂转移到劳工成本更为低廉的越南等地，但苹果的答案要比钱复杂得多。《纽约时报》认为，劳动力成本是高科技公司最不起眼的开销，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以及运营全球供应链的支出才是真正的大手笔。曾有苹果高管表示，他们在亚洲铺设大量的工厂是因为 “亚洲工厂对产量的调节能力一流（可以随时应付新增订单）”，“亚洲的供应链系统优于美国”。

历史的经验最能说明问题。2007 年，苹果研发出一种先进的强化玻璃切割方法，要求马上运用到最新款的 iPhone 生产中。有苹果高管回忆说，第一车雕花玻璃到达富士康城的时间已是深夜。但就在玻璃入厂的第一时间，富士康的经理直接让数千名员工起床套上工作服，投入对新订单的生产。Jennifer Rigoni 在 2010 年之前一直担任苹果全球市场供需经理一职，富士康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一个晚上就能招募 3000 名新员工，试问美国哪家企业有能耐一个晚上招这么多人，而且让这 3000 人都住到单位宿舍里去？” 她的这种感慨与外国人看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的讶异不相上下。

苹果强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要求上游供应商保证生产效率，而上游供应商要想高效完成订单任务必须依赖大量员工的高强度工作。iPhone 5 首发一个周末就能售出 500 万台，市场对苹果产品的需求太高，而市场供应压力又直接与生产线上员工的工作强度挂钩。

苹果要想解决上游供应商的劳工生存环境问题单单依赖监管是不够的。无论 Tim Cook 亲自拜访中国工厂还是加入公平劳工协会（FLA）都只能算是表态，无法解决根源上的矛盾。如果没有能够增加生产效率的新技术出现，制造商能做的只有扩大招工或是加强工人劳动强度。而电子产品又拥有较强的周期性，肆意通过扩张以提高产能在新品发布热潮过去后的数个月后看起来可能就是浪费。对于多则几十万的员工（富士康城拥有 23 万劳工），制造商的管理压力非同一般。目前富士康采用军事化管理方式，却被指责间接催生了此次的暴乱。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中国制造商不仅需要竭力控制成本，还要应对年轻一代中国工人：他们要求获得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像其父辈那样承受极其艰苦的工作条件。

苹果规定其供应链体系内的工人们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60 小时。此次苹果对外表示，他们调查的 80 万员工中 97% 都未超时工作。然而根据我国相关法规规定，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不得超过 44 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