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行：李大维看开源硬件创业

在上海晴朗的天气，我在新车间见到了李大维，他当时穿着绿色的上衣，穿着有五个脚趾的五指鞋。当时，他正在用 iPad 来处理工作，手边则放着一本关于农耕的书籍。而除了将精力投放在 “鱼菜共生” 的都市农耕项目外，他和新车间打算理清创客运动的轨迹，发表学术文章。

在他眼里，创客运动有两个故事的版本，一个是国外 Kickstarter 的，而另外一个关于中国深圳的。前者的故事不断被人挖掘，而后者的故事则仍然埋藏在无数华强北电子商贩的心里。

在李大维看来，所谓创客其实跟山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美国建国初期也以山寨起家，内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就颁布了法律，宣布不承认欧洲的版权和专利。李大维所说的很容易让人想起 “美国工业革命的奠基者” 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的故事，在英国严密封锁、保护自己的棉纺织机技术的时候，这名年轻的英国人觉得本国的棉纺织工业已经发展到了巅峰，留给自己的机会不大，于是他记熟英国棉纺织机的设计，装扮成农场雇工，秘密前往美国。自此，美国的棉纺织工业终于得到了来自英国的技术，开始飞速发展。

不过，现在美国工业的地位已然不同，它也处于优势地位，担心自己的技术被日本、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所学习。但问题是，为什么亚洲四小龙这几个国家都没能出现 “山寨” 这样的现象？李大维以台湾地区牛仔裤外包厂商来解释原因。

一般来说，当台湾牛仔裤外包厂商签了订单之后，一个月之后就会收到一个集装箱，里面装满布料，然后台湾的厂商只需要雇佣师傅，将牛仔裤从这些布料里裁剪出来。台湾的外包仅仅负责其中加工的部分，但不知道哪里买原料。正因为如此，当这些台湾厂商将工厂搬到大陆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工厂自己没办法升级。台湾人有人，有厂，有技术，但没有掌握产业链。

时间要拉回到几年前，当时全球经济危机，许多公司为了优化财务报表，将自己的采购部门给裁掉，所以当时上海等地区有一大批下岗找工作的人。最终，这些知道原材料哪里买的人，进入了大大小小的中国工厂或其它地方。过了几年，中国的工厂开始有自己的采购部门，他们不但知道产品如何制造，也知道原材料在哪里买。结果演变成，中国的牛仔裤工厂甚至不用合作方提供布料就能生产——他们的独立性比台湾的工厂要强。

同样的十年，台湾的外包公司开始垂直整合，比如富士康，甚至为了给 iPhone 磨玻璃的药水都是自己的子公司生产的。经过这样的改造之后，富士康就变得很有效率，能够应付像苹果这样喜欢一次性下几千万订单的买家。但也因为整个生产流水线变得十分庞大和复杂，生产的成本随之上升，为了盈利，富士康不接数量较低的订单。但富士康不接小订单，不意味着别的厂商不接。于是，许多生产上较为灵活的小厂商，就从市场的底部进入，获得一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而当 MTK 推出了 “Turn-Key” 的解决方案，降低了手机研发的难度，令中国内地吹起了山寨之风。当时已经有人到深圳实地考察，发现许多山寨机的品牌几乎抱着 “捞一票” 的心态，为了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推出不同造型和不同功能点的手机——他们不打算做长期的生意，本钱也不多，所以一次生产几千部到一两万。而深圳生产山寨机的工厂，因为需要时时刻刻面对这样小批量的订单，整个生产线不得不进行适应。

被华为外派出去的朋友还告诉李大维，山寨机在第三世界国家泛滥，跟华为中兴全球化扩张有关。最近十年，中国的电信设备公司华为、中兴开始全球扩张，从亚洲扩张到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我们知道，早期中兴华为以制造运营商定制机为主，而当地的运营商有时候也会报一些数量较少，低于 10 万的订单。但由于华为主要跟台湾的工厂合作，无法应付数量较低的订单，于是华为的外派员工就打一个电话给深圳的朋友，让他们来承包。此时，华为中兴在国外建设的销售网络，不光销售他们自己生产的手机，还销售着山寨机。

目前来说，由于数据很难取得，尚无法有证据直接证明华为中兴与山寨机之间的关系，但李大维经过观察则发现，山寨机的产量跟华为中兴扩张的速度成正比。不过，现在的山寨机也遇到问题，他们现在没有可以 “抄” 的对象——过去几年，国际手机品牌要么关门，要么苟延残喘，索尼爱立信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山寨机不得不自己去设计和制造，进入一片新的领域。

以上，是创客运动里关于深圳、关于中国的部分，而这和 Kickstarter 有什么关系呢？

说实话，Kickstarter 给了一个项目一夜爆红的机会，但有时候过于红火，对于创业者来说反而是压力，因为群众的热情完全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这时候原本的生产计划完全被打乱，必须围绕着更大的订单量重新制定。最典型的例子是 Pebble 智能手表，创始人艾瑞克·米基科瓦斯基（Eric Migicovsky）完全预计不到 Kickstarter 最终的募款额达到 1000 多万美元，而订单量达到 85000 块。

为了满足突然爆发的需求，他唯有来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但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也会碰到其它的问题，比如说，异国语言沟通不便，Pebble 概念太新工厂不易接受，米基科瓦斯基甚至还有防止自己受骗上当等等。尽管 Pebble 的发货日期向后推延，而且第一批发货量也低于原先的承诺，但至少因 为中国发达的制造业，他们具备能力应付突然爆发的需求。

如果没有中国，Pebble 估计会被粉丝的口水淹没在网络的世界里。

李大维还提到，Kickstarter 也为一些做外包接单生意的美国人提供了生意机会。比如说 Dragon Innovation 这家公司，它的商业模式因为 Kickstarter 的出现而变得很简单——他们只要在 Kickstarter 上浏览一遍，找到做硬件项目的团队，然后发一封邮件过去问是否需要帮忙在深圳找工厂制造，对方有需求的话，就可以直接联系上。这比以前光知道工厂在哪里，不知道客户在哪里的情况好很多。

深圳如何变成硬件创业的天堂？从李大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版图，当台湾制造业为了利润率、为了更多的订单而升级自己的生产流水线，以至于不得不放弃数量较少的订单时，中国工厂反而因为承接数量较少的订单而获得了灵活制造的优势，甚至还因为经济危机的发生，其它公司人才的流失反而拥有了自己采购部门，从而具备独立性。而当一轮又一轮的 “山寨” 大潮来临，深圳以及它辐射的地带，则经过了充分的训练，形成了灵活制造为特色的产业链，恰好迎合了 Kickstarter 等小批量硬件制造的潮流，让中美两地成为创客运动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