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靠抄袭发家的中国创业者，怎么成为了创新的先锋？
一个年轻人曾经有个想法，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在胡说。在大学毕业以后，他在 YY，一个位于中国珠三角地带中一座大城市——广州的互联网直播公司找到了一个写代码的工作。每个月有超过 1 亿个用户直播自己主持的播客、唱歌、玩网络游戏或者在北京的公寓中上演脱口秀。参与直播的观众也积极地通过语音或文字参与互动。
这个程序员认为 YY 需要尝试点新东西：用已经被考验过的流媒体技术，像电视上的交友节目那样运营一个交友服务。主持人会建立一个线上房间，邀请寂寞的单身男女，引导他们相互问问题，甚至是成为情侣。
公司高管对此表示怀疑。“CEO 李学凌差点杀死这个想法，”CFO 何震宇坐在 YY 的总部中，位于他下方的三层楼坐满了富有激情的代码工程师和设计师。李学凌问这位年轻人，你真的确定你想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行为非常愚蠢，我不相信人们会喜欢！但这位程序员当时非常地饥渴和执着，所以他们同意了：试一下吧。
（YY 广州办公室）
在以前的中国，这样的员工并不存在。十年前，科技行业的观察者抱怨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敢于大胆创新的人。当然，以前也有一些非常暴利的科技公司，但他们很少拥抱创意的风险，大多数公司仅仅是硅谷的模仿者：百度是 Google 的复制品，腾讯抄袭了雅虎，京东是另一个版本的亚马逊。年轻的中国程序员能够编写首屈一指的代码，但他们缺少马克·扎克伯格或者史蒂夫·乔布斯的驱动力。对于这些从惩罚错误的填鸭式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来自西海岸的魔咒——“失败地越快越频繁，就越容易找到有亮点的产品”——似乎是天外来客，甚至是危险的想法。毕业生渴望在稳定的大公司中寻求一份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稳定性：中国的城市刚刚脱离存在了数十年的贫困，但大多数乡村仍在等待转型的机会。你最好低下头，保证自己的安全。
（高校招聘会现场，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希望进入银行、运营商等国企谋求稳定的工作）
这种态度现在正在消失，对成功的渴望正在扫除这样的态度，给这个国家的城市中年轻的工程师带来了更充沛的自信和胆量。在 2000 年，只有 4% 的中国人是中产阶级（意味着年收入在 9000 至 34000 美元），但是在 2012 年，⅔ 的人爬升到了这个级别。在同样的时间段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飙升 7 倍：2015 年共有 700 万高校毕业生。“我们看到那些刚刚离开学校，甚至辍学的人们在 20 多岁的时候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李开复说道，他是中国的风险投资者，在苹果、微软和 Google 中获得了非常丰富的商业经验。在过去的十年中，李开复的步伐跨越了整个中国，帮助年轻人创业。现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到处都有充满雄心壮志的投资者和创业者，挤满了软件加速器和创客空间。他们不再想要 Google 和苹果的工作，就像远在旧金山的同行，他们希望打造下一个 Google 和苹果。
任何有前途的想法和有经验的人都能找到投资。风险投资人在 2014 年向中国的初创公司注入了创纪录的 155 亿美元，所以创业者沐浴在融资的春风中，当然也收获了重要的建议和来自身价千万的天使投资人的关注。相比美国 2014 年高达 480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池，这还只是一小部分。甚至是对互联网持谨慎态度，设立了严格互联网审查制度的中国政府也向创业公司提供了 65 亿美元的融资。在快速发展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国家满怀担忧地开始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科技行业恰好满足了这个需求。
新的爆发既发生在线上服务业，也影响了硬件行业。最近的优秀本地创业项目，比如小米，北京一家快速发展的智能手机公司，或者微信，腾讯风靡全球的社交网络应用，都是前进路上的领军者。本土公司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常被人们称作 “接地气”，一种可以与西方公司打造的高级生产系统相竞争的能力，并接近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印度和东南亚市场。各种因素的集合让这些公司时刻准备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打败西方人。举个例子，小米的智能手机销量位居上一年全世界第四，仅次于三星、苹果和华为。
（小米办公室内景，图片来自：Techinasia）
对于 YY 来说，高管 “放任” 那些有进取心的程序员是一件好事。这个约会活动在 2014 年上线，成为了现象级产品，也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YY 没有做广告，他们从用户为线上主播购买虚拟礼物支付的真金白银中赚钱。YY 从每一笔交易中抽取 60%，剩余的费用将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收礼的主播。受欢迎的主播可以从 YY 赚大钱，并以此为生。我瞥了一眼何震宇办公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一个约会活动正在直播中。在男性和女性用户向对方和主播互赠虚拟礼物时，人民币也在无形中飞舞着：戒指（售价约合 1.55 美元）、亲吻（16 美分）、情书（5 美分）。有些产品的售价非常昂贵：支付 1000 美元，你就能给某人买一台虚拟的兰博基尼。在最初的 9 个月里，YY 的约会项目带来了大概 160 万美元的收入，每个月还在不断快速增长。2014 年 YY 独自获得了 5.8 亿美元的收入，在纳斯达克上市 3 年后，它的市值已经高达 30 亿美元，即使是在市场趋势回落的 2015 年。下一个硅谷出现了——就在东方。
（图片来自：搜狐）
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科技大爆发创造了属于中国的互联网 1.0：搜索引擎、电子邮件和博客工具、新闻门户，以及阿里巴巴蔓延式发展的电子商务平台。当时，中国非常需要美国公司的本地复制版，因为美国公司往往很难在中国轻松地开展业务。本地公司也有一个优势：他们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在 21 世纪初期的需求，当时人们还不太容易上网。十年前，Ebay 尝试占领中国市场但却失败了，一部分原因是部分潜在用户——可能使用 Ebay 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的人——还没有连上网络。然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明白这个现实，所以他集合了一大群地推人士横扫了整个国家，教授人们如何上网。他也用支付宝打败了 Ebay 的 PayPal，在买家对商品满意并确认收货以前，支付宝将冻结买家支付的款项，这样的策略可以打造电商平台的诚信体系。在第一梯队里，像百度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成为了中国科技公司里的 “巨龙”，以类似上世纪 90 年代微软那样的方法培育百万富翁。
以抄袭发家的公司为 “小龙” 们——富有创意的，在接近 2010 年突然崛起的互联网 2.0 公司铺平了道路，“巨龙” 扮演了模范角色，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们为今天互联网行业的爆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比如能够让任何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夜间创办自己的网站并开始吸引顾客的云服务。
第二波浪潮中最为成功的公司之一是美团。它已经成为一个电商巨头，让全国的小商家向周边的客户发布交易信息，这些人已经登录了美团网站或者美团的移动 APP。
当我访问它在北京的总部时，看到了热带森林一般的景象：多叶的绿色植物遮盖着电脑工作站，加湿器喷出湿润的气雾。那里很安静，但是大量的资金在办公室内流动着。在数十个程序员的上方，一个尺寸如同四人桌的 LCD 显示屏上出现了 “8309” 这个数字：那是美团今天已经发布的交易数量。在 5 年的运作中，公司的收入飞速地直线上升；2014 年，它为 90 万合作商处理了 70 亿美元的交易。今年末，它的目标是达到 185 亿美元。
（美团王兴，图片来自：36 氪）
美团的 CEO，身材瘦弱、语气柔和的王兴，是一个连续创业家，代表了中国初创公司正在发生的创造性变化。他已经创造了中国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2008 年，他注意到了 Groupon 的兴起。
“毫无疑问，我们受到了 Groupon 的影响”，他承认说。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能够发现这个折扣商在商业模式上的漏洞。Groupon 从每笔交易的收入中提取了大量的费用——基本上是 50%，这让参与的商家非常痛苦。
在提供 Groupon 交易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赔钱，因此，他们咬紧牙关，希望 Groupon 可以吸引到新的常客，但是，这通常无法实现。相反，王兴希望，在小商家向客户收费并且与他们保持联系方面，美团是一种最容易的方式。把美团提取的费用设定为 5%，确保商家们总是能够赚到钱。
他也开始开发专有的电商技术。王兴拿出他的手机，展示给我一个最近的例子。他的程序员跑遍了全国的连锁影院，下大力气把美团应用与影院的订票系统连接起来。这是一件繁琐的工作，但是，如今，观看电影的人不仅能从美团应用上买票，而且，他们还能选择座位。
王兴点击了《霍比特人》，向我展示了一下。“当你去影院的时，你不需要排队或与其它任何人交谈——你只要去售票机那里，扫描一下验证码就能进去了，” 他说。这是方便而且简单的。如今，中国 ⅓ 的电影票是通过美团售出的。去年，公司年收入的 10% 来自电影票销售。
这是一个精明的做法，因为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渴望享受到服务及其带来的便利。他们驾驶着豪华车，穿着从欧洲买回来的奢侈品，拿出手机完成一切事情：到北京的郊外参加 DJ 的舞会时，他们用支付宝付出租车费；打开微信，使用它的位置分享功能，让朋友们能够找到他们；在内置美化滤镜的图片分享服务美图上发布自拍。
2013 年，中国中产阶级所有的花费中，44% 都贡献给了服务经济。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到 2022 年这个数字能够上升为 50%，因为年轻的城市居民通过手机尽情挥霍着，从按摩到外卖，从美发店到指甲沙龙。即使今年的市场崩溃也未能影响中产阶级的消费：根据美国银行美林证券的分析，10 月份，在中国专注旅游的黄金周期间，影院的收入比去年上涨了 70%，海外旅游人数上升了 36.6%。
电商已经在中国成长壮大，但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大量的日常生活服务仍然没有上线。例如，80% 的中国旅馆房间仍是线下预订的。人们对电商充满热情，不仅是因为它的方便，而且因为它比实体经济更少腐败，更为透明。
如同李开复指出的，按照美国的标准，中国的实体经济效率低，而且充满欺骗。“在美国，数百年的公平竞争使商业相对公平和透明，” 他说。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你想要销售不动产，没有什么透明可言。如果你要买二手车，没有消费者报告或者 Ralph Nader。” 他认为，通过移除中间人并且创造信誉系统，电商公司使得交易更为透明和可信任。“因此，一个基于移动的、社交的方案将会更适合中国社会。” 他说。
腐败只是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国家领导者和投资者还需要对抗不透明的银行、 受贿的政府官员、可怕的污染、政治言论的压制以及渴望在城市中获得更好工作的农村人口。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仍是一个未知数。
（疯狂的互联网地推，图片来自：36 氪）
不过，从短期来看，高科技的淘金热制造了疯狂而且激烈的竞争。每当一个新类型产品出现，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创业者立刻会蜂拥而上。相比来说，美国的竞争是比较缓和的。例如，在汽车租借的竞争上，只有两家主要公司 Uber 和 Lyft。
李开复估计，在早期，美团不得不与遍布全国的 3000 名竞争者战斗。最终站立的人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现在，那个人是王兴。在新旧卫士之间，他自己成为了一名天使投资人，找寻着拥有大胆想法的年轻人：下一批的 “小龙”。
他目前投资的一家公司是 e 代驾。这是个很搞笑的业务。当车主喝醉后，他们可以通过 e 代驾找司机送自己回家。“在中国，他们是完全的霸主地位。去年，他们发展到了首尔，” 他笑着说，“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醉酒之城。”
中国在网络服务上的创造力爆发足以引人关注，但是，在硬件方面，它的优势或许超过美国。在过去 30 年时间里，这个国家成为了全球的制造中心，因此，深圳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如今遍布着电子工厂，从小型的三人作坊到富士康生产 iPhone 的、3 万员工的大型工厂群。所有这些工厂都对产品制造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会参与其中。
生活在工厂旁边，或者逛着电子市场，这些人是第一批了解硬件趋势的人：例如，最先进的感应器到来了，能够让你收集新形式的数据——或者，现有的一款感应器成本突然下降到了一美分，因此，你能够像是灰尘一样到处应用。
“比起其它地方，这更容易在中国实现，” 韩铮说，“因为我们有深圳。” 韩铮是 Zepp Labs 的 32 岁联合创始人。这是一家总部在北京的硬件初创公司，体育世界的宠儿：它制造一种方形的感应器，可以追踪你挥臂的动作——比如挥舞高尔夫球棒、棒球棒、网球拍——然后用 iPhone 应用帮助你改进动作。5 年前，韩铮是一名博士生，在微软的北京研究所工作。那时候，他有了做企业家的想法。大公司的生活或许是稳定的，但是，你可能把多年的心血花在一个永远不能成为真正产品的项目上。成功在你的掌控之外，他告诉我说。他坐在灯光明亮的 Zepp 办公室，后面是二十多个程序员和设计师在敲打键盘。
韩铮注意到，HTC、惠普的手机，以及任天堂的 Wii 手柄都使用了陀螺仪。他觉得，随着大公司在产品中不断应用，陀螺仪的价格会下降。这是有潜力可挖的事情。他和一位朋友叶昱升（如今是 Zepp 研发部门的主管）都喜欢体育运动，于是想到了将陀螺仪用做挥动感应器。 玩家可以分析自己的动作，并且将其与专业运动员比较；教练可以监控整个团队的挥动练习，即使他是远程操控。韩铮和叶昱升从高尔夫起步。他们觉得，技术差的人可能会把钱花在提升自身水平的感应器上。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地下室。在那里，他们建造一个巨大的高尔夫和击球模拟器。“我们在这里花费了大量时间，完善感应器，锻炼自己的挥杆，” 韩铮说。墙上都是失误球造成的坑洞。他们的原型机非常出色，因此吸引了一位在中国旅游的苹果买手的注意。他在为苹果商店寻求产品。为了满足苹果精细的美学，他们需要慢慢地重新设计，总共经过了 14 种原型机，但是，这给他们带来了回报：2012 年，Zepp 感应器在全球的苹果商店出售后，Zepp 已经激活了超过 20 万只感应器。
韩铮和叶昱升启动 Zepp Labs 的 150 万美元来自于天使投资人 Xiao Wang。他们通过自己的关系找到了一家好工厂，制造设备的原型机并且做大规模的生产。找到一家有才能、富士康级别的工厂，在高质量解决设计问题上有足够的经验，这最后的一步通常是不容易在中国实现的。但是近年来，这也变得容易了。一些专门搭桥的中间人出现了，包括 Highway 1，一个制造大型 PCH 的项目：它从全球寻找设备发明家，然后找到一个乐意承担风险、为不知名的新人制造产品的顶级工厂。
中国还出现了创客空间运动。第一个创客空间——上海的新车间——成立于 2010 年。李大维是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注意到，廉价的建模工具能够让餐桌发明家制造出越来越漂亮的原型产品。如今，来自中国的本地发明家，以及海外侨民从世界各地涌向新车间，彼此交流观点，参与李大维组织的工厂游览，以了解中国的硬件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新车间的现场活动）
如同健身房，成员向新车间缴纳月费，以使用创客空间的工具，还有同样重要的东西，即来自同类创新者的建议和社交关系。“我总是鼓励人们：快速做出原型产品，试着去找到制造合作商，完成你的 Kickstarter 众筹，” 李大维告诉我说。他坐在创客空间的一张大桌子上，面前的冰箱上贴着一张显眼的纸条：做些了不起的大事。
他后面的房间里填满了金属车床、电子工具以及数排的 3D 打印机。最近，有一件诞生自新车间的产品获得了成功。那就是 Wearhaus 耳机。它可以让人把自己听的音乐变成流媒体分享，一起工作或学习的朋友们可以私密地享受同样的音乐。第一批的 3000 个耳机都已经售完，第二批的数量更多，正在生产线上。
在北京郊区的绵延的一片公寓中，四栋办公楼耸立其中，从那里你可以找到中国创新爆发的顶点。那是小米的总部。小米成立于 2010 年，以制造媲美 iPhone 的手机而闻名——高性能处理器、大屏幕以及漂亮的 MIUI，但是，售价只有 iPhone 的一半。它主打的在线销售模式，以及爆炸性的增长，或许是更为人知的。去年，小米售出 6100 万台手机。2015 年的某个时段，它是中国销量最高的手机品牌。尽管它仍是一家私有公司，去年投资者说它的价值是 450 亿美元。
小米的创始人是一位连续创业者。10 年前，他有机会犯下早期的错误，也赚到了财富。雷军创办了在线图书销售商卓越网，后来卖给了亚马逊。他很快成为一名天使投资人，把金钱投向下一代的创业者，比如 YY，并且与中国最聪明的年轻设计师和工程师建立了联系。2010 年，一个新的愿景出现了：构建一个操作系统，以及销售手机的新商业模式。雷军创建了小米，组建了一个才能出众的团队，快速开发出一个漂亮的手机系统，并且在当年 8 月将其发布在网上。
（图片来自：flintandfoster）
中国的技术人员喜欢它。但是，只有那些超级书呆子才会忍受下载系统的麻烦事。如果小米想要把系统推给数百万的人，它需要制造并且销售手机。富士康成为了小米主要的制造商之一。同时，这个初创公司找到了一个极为有效的销售系统。每个新机型最初都限量销售——或许是 5 万台——每周通过网站闪电销售。这种独特的销售方式让粉丝们疯狂。那些抢到手机的幸运儿会向那些心生妒意的潮人朋友炫耀。然后，小米会开放销售大量手机，以满足高涨的需求。
小米的办公室非常明亮，点缀着巨大的油画。一只被员工从街上收养的混种小狗睡在一楼的狗窝里。一个人满为患的房间挤满了正在打电话的客服人员，努力解决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咨询。尽管中国是小米最大的市场，这家公司在 2013 年雇佣了前任 Google 的 Android 产品经理 Hugo Barra，管理国际业务的扩展。“这些手机是为那些不用电脑的一代人设计的，”Barra 说。“他们通过手机探索互联网。” 他说，小米的优势是持续地发布新的升级。“我们生产硬件，但用的是一种非常类似软件开发的方式，我们每周都会发布新的软件升级！” 这些升级项目往往是根据发烧友粉丝提供的大量反馈确定的：小米团队在公司论坛上发布的一个帖子可以获得 10 万条回帖，讨论最新的操作系统更新。
实际上，小米通过互联网与用户沟通的意愿成为了理解年轻用户的需求和培养他们狂热偏好的重要因素。小米用接近成本的价格销售手机；公司通过产品配件赚取大多数利润，比如耳机、拥有计步功能的手环，以及在商店里出售的 UI 皮肤。小米希望最终能够有更多的利润来源变成由小米产品用户参与电商交易平台，用户在这里购买正餐、服装、机票等任何东西。
（Hugo Barra，图片来自：AndroidHeadlines）
不过想要看到公司更多的长远愿景，你需要来到公司楼下一个空出来的优雅展厅。这个展厅放满了公司发售的物联网设备，所有这些设备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远程控制。这里有智能灯泡、联网摄像头、体重秤、电视、插线板，还有一个对于中国人非常重要的空气净化器。当你买了其中一款产品，你很快就会购买其他的，因为他们一起工作时是如此的和谐，Barra 向我们称赞这些产品。“在中国的玩法就是打造一个有墙壁的花园，让所有东西都待在自己的花园里。”
小米并不自己设计和生产硬件。公司高层不断狩猎这个国度里最出众的科技创业公司，给予他们投资，要求他们产出类似苹果质感的设计。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的形成是让人惊讶的，它让 Google 在物联网中的试水——Nest 智能恒温器和监控摄像头看起来像是落后了几年。
中国的创意一代，换句话说，证明了自己已经准备好与世界顶级科技品牌直接竞争。“苹果和三星应该为此感到担心，” 著名的硬件黑客 Bunnie Huang 认为。实际上，三星智能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在 2015 年第二季度从下降至 21.4%，在 2012 同期，这个数字还是 32.2%。当处于硬件领域时，中国的发明家从接近世界上最大的用户群体中获益，这意味着飞快的成长速度。小米的第一个主要扩张的海外市场不是美国，而是一个更庞大，但更贫穷的国家——印度。他们意识到，中国和印度市场合起来差不多占据了全球市场的 1/3。结合前文内容，因为美国的很多消费者都已经拥有了智能手机，所以美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
在好像小米这样的中国公司正在挑战大型科技公司时，机会也往不同的方向发展：西方企业家越来越容易在中国开展业务。他们现在经常来到沿海地区的硬件和软件孵化器，会见本地合作方或者寻找代工厂。2014 年，一个法国女士来到上海，与中国的程序员合作开发了销售法国红酒的电商网站，瞄准了那些专为城市人提供晚餐的时髦餐厅。年轻的美国创客聚集在深圳的 H@xlr8r，制作从复古 GIF 相机到定制化制药机器人的任何原型产品。中国已经成为了那些有想法的人心中的圣城麦加——就好像硅谷曾经的地位。
在离开中国前，我参观了李大维的 “新车间” 创客空间，在这里，李大维会和他曾经指导过的创业团队聚会，比如一个在中国居住了 8 年的意大利籍荷兰人 Lionello Lunesu，还有一位拉丁美洲人 Berni War。他们正在查看从附近工厂快递过来的最新原型产品。这是一个能够显示电脑和智能手机通知的小设备，就像在桌子上，而非在你手腕上的 Apple Watch。“对于李大维来说，我们走得仍然不够快，”Lunesu 说道。
李大维拿起这个小东西，敲了敲光滑的白色侧边。“这是他们在 iPhone 5c 上使用的同款塑料，” 他说，露出创业家的微笑。很多这些机会并不存在于美国，这也是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
本文全文译自 Wired，原文标题 How a Nation of Tech Copycats Transformed Into a Hub for Innovation。作者 Clive Thompson，本文通过众多企业和个人的例子展示了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单纯的抄袭者逐渐转变为创新源泉的。爱范儿积木、麦玮琪翻译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