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女神与硅谷精英的龟兔赛跑
亚马逊副总裁 Paul Misener 表示，他对 FAA 的保守和决策缓慢非常失望。
Travis 认为正是因为存在着不合理的政府监管制度，才使得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技术，但仍然无法很好地做到降低交通和停车压力。
在近年，每次有任何具争议的新科技出台，我们就会动辄指责有关方面监管不严、监管不当、或是监管太过。可是，当我们每次质疑政府修订科技相关法规太慢、太保守之时，我们其实很多时都没留意到：
为什么他们的反应就如此的慢？
两种自由观念
说到法律，爱范儿（微信公众号：ifanr）必须由西方宪法的基石开始说起。
我们提到西方的法律观念，往往都会提到启蒙时的理念，但往往忽略了现代西方宪法一个基本观念：消极自由 (Negative freedom)。20 世纪著名学者 Isaiah Berlin （下图）曾就此深入研究西方的宪法，并把宪法所保障的 “自由”，分为两大类别：
- 积极自由，是指人在 “主动” 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他就处于 “积极” 自由的状态之中（Liberty to……）。这种自由是 “做……的自由”。
- 消极自由，指的是在 “被动” 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 “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Liberty from……)。
科技界的想法一般较倾向于 “积极自由”，就像 Google CEO 佩奇 (Larry Page) 希望，能有一个不受法规约束的地方，可以尝试任何新技术，由此推动技术真正的普及。关注科技新闻的读者们，可能也觉得这种能把人类的自由极大化，发挥人类的潜力的 “积极自由”，一定是个好东西吧！
可是，Berlin 明确表明 “积极自由” 的过度扩张，会危害自由社会。原因何在？
消极自由与科技法规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自由有重叠的空间，当一个人过度扩张自己的自由，就很可能侵入了他人的自由领域：
- 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过份扩充，就很容易使另一个人受到言论攻击、诽谤；
- 一个人的行动自由过份扩充，就会使另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科技界别一般都是进取的年轻人，思想都会比前卫、激进，所以觉得 “积极自由” 很理所当然。但试想想，当积极自由主张者高举” 我有玩无人机的自由”，胡乱的在市区乱飞，就会使另一个人的 “免受无人机危害”、“免受无人机偷拍” 的自由被侵犯。结果，当我们高举” 积极自由” 旗帜的同时，其实真正自由的只是少部份人。
Berlin 在他的 “两种自由概念”的论文合集里，研究了不同的西方国家宪法，指出西方法律虽然不排除 “积极自由” 原则，但宪法会优先保障人民的 “消极自由”。故此，从西方法学的角度看：
“确保市民不会被新科技伤害”，永远比 “推动科技发展” 更重要。
当科技发展与市民安全不能兼顾，政府必然以保障市民的消极自由为优先考虑，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政府为何采取保守策略。
是法规发展太慢了吗？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政府因而故步自封、畏首畏尾的话，其实目前与科技相关的政策发展，是否又真的太慢了？新南威尔斯大学的 Lyria Bennett Moses 在其论文里提到：每当新发明或新产业发展，律师和学者们都会赶紧去验证其法律含意。但当一个课题变成热门，就会有很多人研究；但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就会把那些他们觉得无趣的课题抛诸脑后。
法律界不是不赶热点、凑时效，有新的科技出台，不代表法律界不想与科技界接轨，但关键在于：科技的改变太快。我们可以看看下图由 Horace Dediu 描绘的 20-21 世纪技术发展图表：
从图表看到，最近十多年的新科技（右方），发展速度远远比以往 100 年（左方）要快得多。Dediu 指出：
美国的智能手机采用率，在 2016 年 8 月将准备踏入 90%。但 8 年前，智能手机在美国的渗透率才只有 10%，不能不说科技发展得十分快……在这些可以被追溯的市场里，引入新的科技、以及新科技的采用速度，全部都在增加。在 2013 年右侧的区域，看来还要加上很多的曲线。
正如 Dediu 所料，在 2013 年右侧的区域，人类已经准备为之加入大量的新曲线，包括 VR/AR 设备、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而这堆东西，很多还发展不到 4 年。
是科技发展太快了吗？
要知道目前科技产业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科技精英们每晚燃烧着肝脏来研发；苹果研发速度稍为放慢，三星就赶上来；而三星稍为放慢一点，国产的又来了；那些法学精英可能还未搞清智能手机背后私隐问题，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问题就杀到了。要知道今天科技的发展之快，就连产业本身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真的能期待那些只有业余技术水平的法规制定者，能在短时间内平衡 “科技发展” 与 “个人权利” 吗？
以无人机为例，有物报告创始人、前美国执业专利律师周钦华表示，美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在定立法规上算是已经走得很快，但亚马逊 (Amazon) 副总裁 Paul Misener 仍然公开抱怨，指 FAA 花了 6 个多月才受理亚马逊测试机型的试飞申请，使他们的无人机变得过时，亚马逊也没有计划再对这款获批机型进行测试。
当时爱范儿就曾如此表示：
无人机目前是一个危险的产业，但也一个很具潜力的产业，太多的监管，会把处于雏形的无人机科技和其产业窒碍，而且最讽刺的情况是：由于无人机监管不易，严格的监管未必能改善黑飞的情况，但却会让守法的企业难以放手利用无人机。
制定法规其实相对容易，执行法规其实更困难。试想想：我们为了监管无人机这种新玩意，甚至要出动老鹰，而早前一家叫 SkySafe 的公司研发出新款的无人机 “骑劫” 方案，在 6 个月来就取得 300 万美元的融资；就此可见，有关方面要追上新科技的发展绝不是易事。
法规制定只是权力游戏
何况，法律界很多时不单是要平衡 “科技发展” 与 “个人权利”，而是要平衡社会上各方面的利益；“法规追不上科技发展” 这句口号，背后的潜台词可能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
举例说：当今天我们老是抱怨政府老是专利改革上步子太慢，但熟悉美国专利法的周钦华向爱范儿表示，目前美国的专利法律其实已有所改善，专利赔款的部份也有大幅的调整，但他仍然对目前专利的现况不太满意。他指出：
现在比较热的话题是软件专利吧，很多软件公司觉得软件不该受专利保护。对啊，但这没有定见，所以立不出法来才是正确答案。
专利制度促使公司研发大量新的技术；但这些专利技术又反过来成为这些公司用来对抗新兴势力的武器；当新兴势力面对着高大的专利之墙，就会开始高呼要进行 “专利改革”。所以，科技法规同时也是权力关系，而科技法规改革的背后，也是科技公司权力的重新分配。目前，高呼要给放宽科技规格的的，几乎都属于在法规中不利的一方，但被监管的法规，其不一定就是对大众不利的法规。
无人驾驶汽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硅谷一直认为无人驾驶汽车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于立法者时，但实际上无人驾驶仃车最大的阻力是：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汽车产业，对自动驾驶的态度十分冷淡。Google 多次寻求汽车产业的支持，但爱范儿先前就分析过 Google 整个无人驾驶的计划（上图），对汽车产业在法规和利益上带来太大的风险，所以他们根本就对此不愠不火，也没有真正的在意无人驾驶的法规的改进。
但是，市民对无人驾驶汽车有很大的需求吗？Techcrunch 分析了今年一月在美国汽车协会的统计数据，指绝大部份的美国人仍然很害怕广义的 “无人驾驶汽车” (autonomous car)。当 Google、Uber 等公司还未能完全释除公众的疑虑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就兴冲冲的迁就这些企业的需求，放宽无人驾驶汽车的法规，那市民又会怎样看？
我们是否需要重申审视科技的发展？
科技界老觉得法规在窒碍着科技的发展，但某程度上科技发展速度远远不是有关方面所能追上，加上 “科技的法规” 的改变，本身就在涉及太多在执行上、利益上的考虑，其影响之大、决策之难，并不是我们几句 “窒碍科技进步” 就能解决。
Lyria Bennett Moses 表示：
科技发展持续不断，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在社会和技术的环境下，尽量减低风险，守护我们的重要价值。我们不能把思考规限在一次性的技术框架。小规模的法规可以解决部份问题，但个别的技发展寿命很短。
我们不是说任由与科技相关的法规停滞不前，但当我们老是抱怨法规窒碍科技发展之时，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放纵科技发展？当我们今天在享受着科技带来的好处时，往往也忽略了科技对我们带来的危害：
- 在 100 年前，我们的上一代任由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的野蛮发展，导致今天地球陷于严重的污染问题、能源也日渐枯竭；
- 到了今天，当复制技术的危险还言犹在耳、当著名科学家霍金警告人工智能会毁灭人类，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抱怨我们不够慎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