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老道消息（微信 ID：laodaoxx），原标题为 《我是农民的儿子》，转载时已获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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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园区旁边的五常中心小学，二十多年前还是余杭县五常公社东风生产大队所属的农村小学。

2013 年阿里巴巴从滨江区搬迁到这里，附近五常街道和仓前街道的房价开始坐上火箭，这个小学也摇身一变成了马云母校杭州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

阿里巴巴高层的孩子通常住在杭州城内各个名校的学区房里。但是因为五常小学离公司近，小学成绩又不是很要紧，所以还有相当一部分阿里老员工把孩子送到了五常小学就读。

传说这些 “橙二代” 在学校里面已经有拼爹的苗头了，

“小子，我爸是 P8，你爸是 P 几啊”，

“我爸妈都是中供铁军，你家是刚从北京新来的吧”，

“我妈是 HRD，你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第一吗，价值观第一就是我妈第一”。

这时候回迁户家的孩子看着他们吹牛逼，就像《血色浪漫》和《阳关灿烂的日子》里胡同串子出身的顽主，眼瞅着大院子弟穿将校昵骑永久自行车拍婆子，只有流口水的份儿。

现在这群小子还能流口水。等到马云投资 138 亿元的云谷学校建起来了，他们连口水也没得流了。

这个云谷学校一年学费 20 万起，师生比例 1 比 5，预计未来招生规模 3000 人，从幼儿园到高中十五年一贯制。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将在全球范围延揽人才在该校任教，争取办成 “浙江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 的国际化学校。

想入学该校，买学区房、拼成绩都不管用了。不仅有专门的考试还要筛查家长的背景。今年第一期入学的指标 60 人，已经被 “橙二代” 们包了个饺子。

按照阿里巴巴目前的人员结构，只要大家别都抢着生二胎，P7 以上的员工的孩子，应该都有机会往云谷学校里挤一挤的。

马云是这样寄语云谷学校的，

“云谷培养的孩子，一定要用全球化的眼光看问题…… 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我相信有马总这样的关心，云谷学校的同学们一定能不负重托，担起 DT 时代勇攀科学人文高峰的重任，到时候争取跟北京的八一学校比一比，也发射一颗科研小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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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你的下一代，互联网人就算不去阿里，也要去阿里的路上。一张 P7 的工卡，顶半套学区房。

网络安全大神吴翰清四年前离开阿里创业，做了两年把公司拆了分别卖给百度和阿里，他回了阿里，另一拨人去了百度。

如今肯定是在阿里的人活得舒坦，不然公司今天来个 90 后副总裁，明天来个 90 后总经理，后天还要操心老板被境管的谣言，怎么能安心做技术呢？

16 年资本寒冬的到来，回大公司上班又变成了一种时髦，和两年前成群结队离职说要 “改变世界，颠覆行业” 一样时髦。

吴翰清（道哥）月初写了一篇《我回阿里的 29 个月》在程序员的朋友圈里刷了屏，他说，

“四年前我会狂妄得说要颠覆世界，现在看来世界根本不需要被颠覆”。

春江水暖鸭先知，除了这些归巢的老阿里之外，嗅觉敏锐的还有媒体人。

今年招兵买马之后，从前删帖催稿都忙不过来的阿里公关，现在也可以学百度陪着媒体人出国游山玩水了。

当然媒体人成群结队去阿里这件事不是从去年开始的，18 年前加入阿里的金建杭官至总裁，14 年前加入的王帅也跻身合伙人，现在每天在微博上写打油诗，秀两个女儿的照片，趿着拖鞋在豪宅的花园里趴趴走。

12 年前加入的陶然现在是滴滴打车的副总裁，7 年前加入的陈亮和 21 世纪经济报道的三位同事，颜乔、杨磊、顾建兵，都成了集团公关总监。但是时不我待，2012 年之后，通过去大公司做公关这扇财务自由的大门就对媒体人关上了。

王以超就没有赶上好时候，2013 年才离开媒体去了京东。虽然从资历上来说，王以超和阿里巴巴合伙人王帅是同一年出生，他就职的《财经》和《财新》也不知道比王帅当年的《齐鲁晚报》、《济南时报》高到哪里去了。

但是说什么都没用了，下水晚了十年，老板从马云换成了刘强东，财务自由变成了跳槽自由。王以超老师 8 年换了 8 个工作。

如今王以超的微博认证还是 36 氪副总裁，在行上的认证还是 Uber 中国公关副总监，但是在朋友圈里他已经宣布自自己 “上上上上，上优信二手车，做做做做，做公关总经理” 去了。

很多好事之徒总喜欢拿他来还开涮，比如在 “即刻” 上增加一个王以超又跳槽的提醒，或者在朋友圈发布一个王以超一年以内会离职的盘口。

但是谁都不能否认，王以超有一个好心态。这么多次离职，虽然还没来得及实现财务自由，但是跟前东家都是和平分手，没有一次撕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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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心态就没有那么好了。

最近刷屏的两篇文章，《我那么努力！有两套房，却不得不离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和《就算老公一毛钱股份都没拿到，在我心里，他依然是最牛逼的创业者》。

前者是一个华为的高级工程师，在 35 岁的年纪背上了深圳的两套房贷，又遭遇了华为劝退，年收入从 50 万遽然降为 20 万，只好割肉卖掉一套学区房还债。接下来为了养育两个孩子，自己原本全职在家的太太也可能要重新出来找工作了。

后者是一位互联网公司的运营，老公参与了一家游戏公司的创办，七年过去了只拿到了普通程序员的工资，期间有一次 100 万的分红用于结婚和买车，现在她在家全职带孩子，两万元的月收入要付 9000 元的房租和 8000 元的房贷，想要通过公司的股份套现缓解经济危机，结果发现老公根本不是公司的股东。

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很难讲清楚，很多剧情现在又出现了反转。

但是其中确定的，是两个普通出身的家庭，身处过去十年二十年中国增长最迅猛的行业，本来以为自己的收入可以维持有车有房、太太全职在家、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生活，结果在 2016 年底 2017 年初的这个冬天，梦想被现实撞得粉碎。

在垮掉之前，一个工程师自己动手，另一个工程师是老婆动手，用写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宣泄不满，结果发现他们自己真的一点都不孤独。

听说最近西二旗和中关村的程序员相亲，已经指明会写文章的姑娘优先。

互联网人是好日子过久了，总以为 12K 的起薪是对程序员的羞辱，以为工资三年翻一番，职位五年眺三级是理所应当，以为一个大公司的中层加上几个 90 后泥腿子拿到几百万天使投资是正常现象。

在 1992 年之前，中国哪一段历史可以说服你，寒门可以出贵子，阶层的流动可以一代以内完成？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哪一国的现状可以证明，中产阶级可以一人工作全家不饿，有房有车有医保，教育养老一劳永逸。

知乎上还有一票打抱不平的程序员摩拳擦掌，要为无产阶级兄弟讨回公道。但是写文章的华为员工已经承认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能够留在深圳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之前又要生二胎又要学区房，是自己想多了。

是的，我们这些童年享受了廉价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成年后通过高考跻身大城市，毕业后通过进入新兴行业获得收入增长的一代人都想多了。

实际上就连 “我是农民的儿子” 这句话，从前也只有犯了错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才有资格说。

如今一个落魄工程师在朋友圈写文章就敢随便用，这自媒体恐怕也要管一管了？